三年前，塞內加爾宣布在未完成的非洲未來大學的建築裡成立一所新的石油與天然氣研究所。這項發表帶來的諸多異議讓人無法忽視。它讓我們必須用探究其對未來政治影響的態度去考察。
塞內加爾的維權人士和平民組織一直都在就近期發現的大型離岸天然氣儲藏和本屆政府的發掘政策提出警告。國家最高權力層頻頻爆出受賄醜聞，不詳地預示著其正在快速轉向成為一種侵略者式的石油政權。未來的地平線上不僅有這般晦暗景象，這個故事還帶回了錯綜複雜的過去，那個已經被人們忘卻的由上屆政府於世紀之交曾經宣告的宏偉藍圖：一所由新興的互聯網科技聯結全球主導機構並面向世界的泛非大學。
二十世紀下半葉，非洲諸邦國紛紛宣布獨立並成為聯合國的成員，兩個中國——台灣的國民黨和中國大陸的共產黨政府——開始了一輪爭取非洲大陸上盟友的競爭。非洲未來大學（The University of the African Future - UAF）起初是阿布杜拉耶·瓦德（Abdoulaye Wade）總統的一個選舉承諾，並得到了非洲眾多國家與作出外交努力的中華民國的資助。二十世紀伊始，這個有著塞內加爾建築師皮埃爾·古蒂阿比·阿提巴（Pierre Goudiaby Atepa）設計的倒金字塔型與神秘的新蘇丹式建築的未完粗獷式校園就被留在了達卡市郊塞比可坦（Sébikotane）猴麵包樹林裡爛尾了。本將成為大學圖書館的充滿了了未來感的混凝土金字塔依然讓眾多塞內加爾著迷。
就像歷史一樣，地理也會破碎，重複。
非洲未來大學幽靈般的建築物座落在另一所過去式的泛非主義理想未來的廢墟旁，那就是1930年代從戈雷島（Gorée）遷到塞比可坦的威廉·彭蒂師範學校（École normale William Ponty）。威廉·梅洛·彭蒂（William Merlaud-Ponty）曾是法國殖民政府的行政長官，這所學校也是殖民者訓練本地行政官員的教育手段。這裡走出去的最優秀的學生們在西非聯合，並成為了獨立運動的先驅、國家首領和激進的泛非主義者，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他們也是殖民環境下的變異派。據聞，他們的革命立場讓學校被驅逐出了達卡市。但是，販賣奴隸的戈雷島，這個佔盡了地理優勢、自然美景和無法言述的苦難的島嶼，依然是非洲聯合的港灣與未來性的政治延續。1970年代末期，在利奧波德·塞達爾·桑戈爾（Léopold Sédar Senghor）總統的二十年任期的尾聲，變異派大學在島上成立。如今，曾經安置這個短命的教學實驗的殖民式宮殿已經破敗，來自歐洲和整個非洲大陸的學者撰寫的關於諸多文化與政治議題的報告落滿了灰塵，記敘著桑戈爾「文化間交流」的諾言。現在戈雷島的居民佔用了這座建築，和一位重新利用了彭蒂學校的劇場來安放蜂巢的養蜂人的舉動交相呼應，這些務實利用的行為比任何有重複性言論的政治舉動都更加動人。
就像歷史一樣，地理也會破碎，重複。
每一任政府為了建立自己的合理性都會嘲諷之前政府的章程。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可以擦掉並重寫程式的景觀。他們在重複「烏托邦的廢墟」。1離非洲未來大學的殘骸幾公里處，現任政府開始修建另外一所大學，這是一些投機的公私混合的投資者發動的一個新的「智慧城市」項目的一部分。這個巨型新自由主義工程計畫導致了社區大量農民遭到驅逐，以及塞比可坦森林生態自殺式的毀滅。工程已經停滯了數月，這破壞了對塞內加爾年輕人作出的能使他們更好地接通受高等教育可能性的承諾。這些年輕人似乎面對著又一個被荒廢的未來。
在被統治的土地上拍攝
「變異派學校」是一個2018年開始的跨領域與合作性平台，其目的是重新梳理和放大這些交錯的歷史脈絡。我們通過檔案研究、田野調查和公共集會等方法來勘考獨立後塞內加爾的知識、權力以及建築結構並試圖理解不可觸及與不定性的後殖民未來的時間與空間。這個項目與土地以及塞比可坦和迪亞姆迪奧（ Diamniadio）的居民聯合，大家聚集在“洽談樹”下分享關於土地私有化及與其對抗的過去的記憶和現在的困擾。從一開始，廢墟就成為承載抵抗與反帝國主義的反敘事的載體，並連接後冷戰時期其他的邊緣地區。
誰在變異，在那裡？超越桑戈爾的視野，變異的模式——也就是突發並不連續性的產生的新基因特徵在一種群中產生的新特徵——充滿了後獨立時期的文學。奈傑爾·吉布森（Nigel Gibson）在弗朗茲·法農（Frantz Fanon）後期的書寫中追溯出的“激進變異”是關於後殖民反思中更廣泛並湧變的一部分。2 《非洲通史》3的作者之一約瑟夫·基-澤爾博（Joseph Ki-Zerbo）號召非洲人用不結盟對抗“數量化生產力主義的金牛犢”的方法來“變異或是滅亡”，4聯繫了變異的概念和關於生態環境的顧慮。費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和蘇利．羅爾尼克（Suely Rolnik）幾乎是在同時進行了跨越巴西的旅行，與維權人士和自治群體的成員會面，遇到了他們稱為可以更新“變異的虛擬性”的“集體闡明模式”。5在這個文學波譜的科幻作品那一端，變異派頻繁出現在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的小說中，是未完全解放運動中模凌兩可的主人公。理論變異才能使世界變異。
如果說變異是流浪的理論的一次夜遊的話，6 我們還需用拍攝來照亮看似死路一條的途徑和透視半夢半醒的遊歷。在他名為《在被統治的土地上寫作》的小說中，帕特里克·查莫索（Patrick Chamoiseau）問：「當你的想像從早晨到睡夢中都是被不是妳的圖像、思想和價值觀灌輸時怎麼寫作呢？」7 那麼圖像可以做什麼呢？攝像機又可以做什麼？
在非洲未來大學、·彭蒂學校和變異派大學的廢墟中，我們的攝影機在晃動，在閃爍。這樣的傳感器不具備突然捕捉到磁力軌跡和自然力量的能力，但是被捕捉到卻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被外界的存在所把握。我們人類互動、創建和討論世界的方式與我們的出發點和別人對我們的影響有關。我們這個又是被叫做魅力的特點作用不限於生物，不管其是人類、動物或是植物。一個還未曾完全消逝的過去的遺跡充滿了黑暗，廢墟的無盡深淵與我們對峙。
對新的敘述和與非洲被殖民前的時期的材料重新建立關係的欲求在年輕的塞內加爾人中非常明顯，特別是在塞比可坦。他們選擇並組織自己生活在塞內加爾，持續居住在這片土地上，儘管這樣必須每日面對不同的恫嚇、粉碎與否定生活的危機。我們想在捕捉並在影片中呈現的正是這樣一種恆久的革命性未來。
萬隆只是夢嗎？
晉朝詩人陶淵明想像出了與世隔絕的烏托邦式社群桃花源。1902年，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梁啟超就寫過《新中國未來記》，一個半虛構半政治的故事，其中預言了1962年會存在的一個昌盛民主的新中國。詩人的思緒為了改變現在的社會狀況會發明並遊居至未來的世界。可是，當現在世界的一部分不再被思想佔據時，它是不是已經被拋棄到了被遺忘的過去呢？當台灣與非洲諸邦國的外交歷史在後冷戰歷史中逐漸模糊淡出時，非洲也變成了台灣民眾的想像中的一塊不可見的地理區域。今年，全世界「黑命攸關」的活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討論種族、亞非聯合和國際關係更是比以往都重要，而不是把這些問題簡化成無關緊要的文化差異並宣稱自己可以袖手旁觀。
「變異派學校」旅行到了台北雙年展，我們對烏托邦的考古也在繼續。展覽中包括檔案資料、影片、變異派宣言的木刻和納塔莉.姆什瑪製作的蠟染作品（她運用了印度尼西亞傳統蠟染技法，這種工藝後來在荷蘭殖民時期變成了著名的非洲蠟布「wax」），我們的裝置重新啟動了非洲未來大學的聯結，也會在廣義上重溫亞非主義的遺產：亞非團結、三大洲與萬隆會議，以及不結盟軌跡。
非洲大陸與亞洲大陸間的關係持續了非常長的時間，早在公元八世紀就有通商和洲際旅行的紀錄。8唐代官員、作者和詩人段成式在853年撰寫的短文集《酉陽雜俎》中就包括了一段有些人認為是關於東非的描述。和當時很多別的文字一樣，《酉陽雜俎》既包括事實也有傳聞，是被想像力擴大了的研究。這本集子裡含有關於日常生活、習俗、幻想故事（其中有《灰姑娘》故事的早期版本）的軼事和關於自然和醫藥的記敘。我們觀察到兩個大陸間最早的外交相遇是和童話故事放在一起的，這讓我們不禁聯想到過去與現在的歷史在全球規模下的虛構性。直至今天，民族、國家和社群還在繼續創造虛構的時間裡虛構的的故事（「讓美國再次偉大」），或是試圖找到追逐某個理想化未來的理由（讓階級消亡）。當普通的「好」公民活在過去的「家」或是「國家價值」的虛幻世界裡（「為什麼我們大家不能好好相處？」）時，維權人士正在為布倫娜·泰勒（Breonna Taylor）、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和一個所有的黑命都攸關的未來競走。萬隆只是夢嗎？
無盡的變異
當我們開始解析非洲未來大學和其他經歷的殘留時，我們萬萬想不到冠狀病毒家族的一個變異派生出的群體會再次讓西方社會和其與鮮活的世界分離的幻想裸露在我們眼前。我們再次面對西方普遍主義構建可能未來的主張，用疫情作為全球衝擊論說來加速社會與經濟關係的虛擬商品化。學習和實踐一種「變異派化」並不只是自身用來面對病毒做出的集體回應或是外交共存手段，更是讓我們自身暴露在多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所產生的多元居住在這個世界中的方式的美麗困擾中。
布魯諾·拉圖（Bruno Latour）論述到我們不住在同一顆星球上，人們的認知差距已經巨大到指向了世界的「去多樣化」。在變異派學校裡，我們討論的是如何給想像的和真實的世界繪製地圖，讓它們可以各自發生關係依存，我們也可以從一個烏托邦航行到下一個。可能連接一個夢想和下一個之間唯一的通途就是做夢的人了吧。就像今日的外交境遇一般，新的外交意味著人之間的相遇，但是這次最重要的區別是，他們代表的國家與世界能因為自己的「真」性情而接受：也就是那些還不存在的地方。
在我們迷霧重重的內在宇宙中，就像愛德華·格里森（Édouard Glissant）指出的，在谷崎潤一郎的文章中曾經描述過的影子裡，我們這些變異派是從未曾實現的土地朦朧幻景的使者，換一句話說，這些是長存於童話與自然學考究間的流動之境的土地：這是一種永恆的混合性，一場無盡的變異。
Ferdinand De Jong, Brian Quinn, and Jean-Nicolas Bach, “Ruines d’utopies: l’École William Ponty et l’Université du Futur africain,” Politique africaine 135, no. 3 (2014): 71–94.
Nigel Gibson, “The Oxygen of the Revolution: Gendered Gaps and Radical Mutations in Frantz Fanon’s A Dying Colonialism,” Philosophia Africana 4, no. 2 (2001): 47–66.
UNESCO General History of Africa, ed. Joseph Ki-Zerb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Joseph Ki-Zerbo, “Muter ou périr,” Le Mutant D’Afrique: Trimestriel D’information Culturelle Et Scientifique, no. 2 (1982). Trans. Stéphane Verlet-Bottéro.
Félix Guattari and Suely Rolnik, Micropolítica: Cartografias Do Desejo (Vozes, 1986). Translated as Molecular Revolution in Brazil (Semiotext(e), 2008).
Edward W. Said, “Travelling Theory Reconsidered,” in Reflexions on Exi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atrick Chamoiseau, Écrire en pays dominé (Gallimard, 1997).
Gary Okihiro, Margins and Mainstreams: Asian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Cultur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4).
